第一部 魏武挥鞭 第十二集 天下归心

曹操会用人，这在历史上几乎是公认的。他可以说是深知“用人之机”。但问题并不在于他做了什么，而是怎样做，以及为什么这样做。也就是说，重要的不是“术”，而是“道”。那么，曹操用人之道的“道”是什么，他又为什么能够掌握“道”呢？
　　上一集我们讲到，曹操发展初期最重要的几位谋士荀彧、荀攸、贾诩、郭嘉和程昱，几乎都是主动投奔曹操的，最先是荀彧从袁绍那里跑了过去，时间是在汉献帝初平二年（公元191年），当时荀彧只有二十九岁。《三国传?荀彧传》说，荀彧出走的原因，是他发现袁绍成不了大业（度绍终不能成大事），就投奔了当时还只是东郡太守的曹操。曹操得到了荀彧，喜出望外，说这就是我的张良啊（吾之子房也）！到了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，曹操接受毛玠和荀彧的建议，迎奉天子，迁都许县，荀彧就成了曹操的“总参谋长”（为汉侍中，守尚书令，常居中持重），在曹操外出时总理军国事务（太祖虽争伐在外，军国事皆与彧筹焉）。曹操要荀彧再推荐一些人才，问他“谁能代卿为我谋者”，荀彧便推荐了荀攸、钟繇和郭嘉。《三国志?荀攸传》说，当时荀攸因赴四川道阻，闲在荆州。曹操就给荀攸写信，说现在天下大乱，正是有智慧之士费心的时候。先生袖手旁观，不觉得太久了一点吗？荀攸便立即来到曹操身边。曹操大喜，说我有公达先生帮忙，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事吗？
　　程昱的到来也很有兴趣。《三国志?程昱传》说，当时，兖州刺史刘岱请他当骑都尉，程昱说自己有病。等到曹操来到兖州，请他出山时，他一叫就到。他的同乡看不懂，说你怎么前后判若两人？程昱只是笑，不回答。郭嘉却实话实说。据《三国志?郭嘉传》，郭嘉曾对袁绍的谋士辛评和郭图说：“夫智者审于量主，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。袁公徒效周公之下士，而未知用人之机。多端寡要，好谋无决，yù与共济天下大难，定霸王之业，难矣！”于是离开袁绍投奔曹操。曹操和他谈了一次话，内容是“论天下事”，结果双方都喜出望外。曹操说：“使孤成大业者，必此人也”。郭嘉从曹操那里出来，也大喜过望地说：“真吾主也。”这一年，郭嘉二十七岁。
　　郭嘉的话包括了三层意思。第一，一个聪明人，尤其是一个准备做谋士的人，一定要为自己选一个好老板（智者审于量主）。第二，袁绍不是一个好老板，因为他不会用人。袁绍并非不懂得人才的重要性，也曾经学着周公那样，“一沐三握发，一饭三吐哺”。但他只学到了皮毛（徒效周公之下士），没有学到精髓（未知用人之机）。他自己也缺乏统帅之才，思绪纷繁又不得要领（多端寡要），喜欢谋划又没有决断（好谋无决），跟着他是没有前途的（yù与共济天下大难，定霸王之业，难矣）。事实证明郭嘉的判断并不错。袁绍虽然聚集了不少人才，但结果是走的走，散的散，死的死，叛的叛。剩下的几个则搞分裂，一派拥护袁谭，一派拥护袁尚，萧墙祸起，自相残杀，最后同归于尽。至于郭嘉的第三层意思，不说大家也明白：曹操是好老板（真吾主也），因此必须去袁归曹。
　　那么，曹操又怎么是个好老板呢？
　　第一是“知人善任，唯才所宜”。《三国志》在评价曹操的用人之道时，说了十六个字：“官方授材，各因其器，娇情任算，不念旧恶”。所谓“娇情任算，不念旧恶”就是上一集讲到的“招降纳叛，尽释前嫌”；而所谓“官方授材，各因其器”，则可谓“知人善任，唯才所宜”。唯才所宜，是荀彧和郭嘉对曹操用人之道的评价。荀彧的说法是“明达不拘，唯才所宜”；郭嘉的说法是“唯才所宜，不问远近”，和陈寿的说法意思一样。“唯才所宜”是很重要的。因为所谓“知人善任”，其实包括三个内容：知道那些人是人才，知道他们是哪个方面或哪种类型的人才，知道把他们放在哪个位置上最合适。也就是说，知人善任，一要能知，二要善任。曹操就能做到这一点。比如崔琰、毛玠清廉正派，曹操就让他们选拔官吏；枣祗（音之zhi）、任峻任劳任怨，曹操就让负责屯田。这一点，就连对曹操极为不屑的宋朝人洪迈，也给予很高评价，说是“智效一官，权分一郡，无小无大，卓然皆称其职”（《容斋随笔》），而且由此得出结论：曹操的成功，绝非侥幸（操无敌于建安之时，非幸也）。
　　第二是“推诚取信，用人不疑”。这一条，原本就是用人的原则，历史上会用人的人几乎都是这样做的。但是对于曹操，却尤为重要。首先，曹操所处的是一个乱世。乱世的特点，就是人心浮动，道德沦丧，人与人之间缺乏诚意和信任。用曹操的话说，就是“上下相疑之秋也”。其次，曹操地位特殊。他扮演的角sè，用周瑜的话说，就是“名为汉相，实为汉贼”。不管曹操自己怎么想，当时许多人是这样认为的。事实上曹操的“聚人”，恐怕也更多地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。这个“双重角sè”带来的好处，是曹操可以利用中央zhèng fǔ的名义和官职广纳人才；带来的坏处，则是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一定分得清，这些人才究竟是谁的。这就难免会有猜疑。再次，曹操阵营庞杂。有原来就在中央zhèng fǔ任职的，有后来被曹操选拔招揽的，还有朝廷官员推荐任命的，更有从敌营中招降纳叛的，并非清一sè都是自己的队伍。这些人之间，也难免会有猜疑。总之，曹操那边，是疑云重重。
　　在这样一种情况下，诚意和信任就格外重要。作为领导人，曹操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做秀，都必须表现出诚意和信任。我们看他对张绣、对魏种、对毕谌，对这些背叛过他的人那么宽容，就是为了向天下人表示，握曹操是诚心诚意的，是充满信任的，即便被人骗了，也无怨无悔，你们尽管放心投奔我吧！
　　诚意和信任换来的是感激和忠诚。就说于禁。据《三国志?于禁传》，张绣第一次投降又反叛时，曹操猝不及防，被打得落花流水，全军大乱。只有于禁“勒所将数百人，且战且引，虽有死伤不相离”，最后“徐整行队，鸣鼓而还”，还顺便整治了作乱的青州兵。青州兵就是投降曹操的黄巾军，军纪本来就差，曹操对他们又很宽容（太祖宽之），所以趁火打劫（故敢因缘为略）。于禁却不客气，“乃讨之，数之以罪”。青州兵便跑到曹操那里恶人先告状。然而于禁回到大本营，却“先立营垒”，并不马上去见曹操（不时谒太祖）。当时有人就说，青州兵都把你告了，还不赶快去说清楚！于禁说，追兵在后，说来就来，不早做准备，怎么对付敌人？再说了，曹公是何等英明的人，他们告刁状又有什么用！于是不慌不忙安营扎寨，一切就绪以后才去见曹操。曹操大为赞赏，说你于禁真是有古之名将风度呀！便封他为益寿亭侯。
　　第三是“令行禁止，赏罚分明”。这一条也是用人之道的基本原则，但曹操却有特别之处。一是以身作则，二是实实在在。我们知道，曹操治军是很严的，他在建安八年（公元203年）五月曾颁布命令：“自命将征行，但赏功而不伐罪，非国典也。其令诸将出征，败军者抵罪，失利者免官爵。”其实不但败军失利要受处分，违反军纪也要严惩，就连曹操本人也不例外。曹操曾经下令，行军时不能践踏麦田，违令者死。于是骑兵都下马步行，用武器扶着麦子走。然而曹操的马却跳了进去，结果是曹操用剑割下自己的头发，表示受罚。这就是有名的“以发代首”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记录在对曹操并不友好的《曹瞒传》中，历来也被用来说明曹操的奸诈和虚伪。其实割发在古代也是一种肉刑，叫“髡（音昆kun）”。后来曹操整崔琰，判的就是髡刑，可见也不完全是轻描淡写，装模作样。
　　曹操罚起来很重，赏起来也不含糊。曹操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从不只凭一时兴致胡乱赏人。如果他要奖赏谁，那么，首先，这个人一定建立了奇功；其次，曹操的奖励一定十分到位。用郭嘉的话说，就是“恩之所加，皆过其望”；“虑之所周，无不及也”。据《三国志?徐晃传》，在一次和刘备的战争中，徐晃深入敌军，击败关羽，保全襄樊，曹操便出营七里相迎，摆下庆功盛宴，亲自举酒劳军。曹操说，我带兵三十多年，也读过许多古书，还没见过像徐将军这样长驱直入冲进敌围的，恐怕就连孙武子也要甘拜下风。当时诸军云集，曹操巡视的时候各军将士纷纷出营围观，只有徐晃的部队“军营整齐，将士驻陈不动”。曹操便又感慨说，徐将军真是周亚夫的风范啊！
　　徐晃原本是杨奉的人，归顺曹操后一直忠心耿耿。他出生入死，建功立业，上阵前甚至祭拜了祖坟，以示必死的决心。徐晃的这份忠诚，也包括其他人的忠诚，无疑因为曹操的高度信任和赏罚分明。曹操作为统帅，从不和部下争面子、抢风头，总是把功劳归于部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推功并不盲目，谁有什么功劳他清清楚楚；他的奖励也不走过场，该得什么奖赏都实实在在；他还不搞平衡，保证每个得到将领的人都名至实归。用荀彧的话说，就是“以至仁待人，推诚心不为虚美，行己谨俭，而有功者无所吝惜”。难怪周泽雄先生说曹操在这方面简直就是艺术家。而在我看来，曹操的奖励岂止是艺术，也是科学。
　　第四是“虚怀若谷，见贤思齐”。对于人才来说，奖励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还是重用，是统帅的虚心纳谏和言听计从。我们读史，可以不断看见曹操对部下建议的态度：听之，从之，善之。当然，也有“不听”、“不从”的。如果事后证明曹操错了，他一定会检讨，会道歉，会感谢部下的建议和提醒。检讨，也不一定就是哭丧着脸，多半是笑着说。《三国志?蒋济传》说，曹操征孙权时，准备按照官渡之战的老办法，将淮南的老百姓都迁走，他们心理肯定不安。曹操不听，结果淮南的人民都跑到孙权那里去了。后来蒋济去见曹操，曹操特地迎上前来，呵呵大笑着说，你看我干的这事！原本是想让他们躲避贼寇的，结果反倒把他们全赶到那边去了。于是便拜蒋济为丹阳太守。
　　看来，曹操确实会用人。我们甚至可以用这样八句话来概括他的用人之术：一，真心实意，以情感人；二，推心置腹，以诚待人；三，开诚布公，以理服人；四，言行一致，以信取人；五，令行禁止，以法制人；六，设身处地，以宽容人；七，扬人责己，以功归人；八，论功行赏，以奖励人。
　　但是，仅仅概括出这些“顺口溜”是远远不够的。因为重要的不是“术”，而是“道”；不是做了什么，而是怎样做，以及为什么这样做。道是什么？道就是人性，就是人心。曹操用人之道的核心，就是八个字——洞察人性，洞悉人心。他很清楚，将士们跟着他出生入死是为了什么，于是他“扬人责己，以功归人”，“论功行赏，以奖励人”。他知道人都是有缺点和弱点的，也都是趋利避害的，于是他“令行禁止，以法制人”，“设身处地，以宽容人”。他知道人是理性的动物，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情达理的，于是他“开诚布公，以理服人”，“言行一致，以信取人”。他还知道人是有感情的，感情有时候比利益更可靠，于是他“推心置腹，以诚待人”，“真心实意，以情感人”。曹操的成功，是做人的成功；而他做人的成功，又是知人的成功。
　　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。这件事记载在《三国志?武帝纪》中，当是事实。曹操打败袁绍于官渡以后，袁绍的大量辎重、珍宝、图书都落到曹操手里，其中就包括己方一些人暗地里写给袁绍的书信。曹操二话不说，下令一把火它们烧个干净。那些暗中勾结袁绍的人，原本担心要追究的，现在都把提到嗓子眼的心有放回肚子里去了，对曹操更是又佩服又感激。据裴松之注引《魏氏chūn秋》，曹操的解释是这样的：袁绍强盛的时候，连我都自身难保，何况大家呢！这话说得够体贴人的。不要说那些心怀鬼胎的人疑窦冰释，便是没什么瓜葛的人，也会为曹操的宽宏大量和设身处地所感动。
　　曹操话说得很漂亮，算盘打得就更精。他很清楚，这事一旦动起真格，要处理的就不止一个两个。在胜败未决又敌强我弱的情况下，谁不想着给自己留条后路呢？这时，脚踏两只船的人一定不在少数。当然，不会每个人都是双重间谍，多数人不过是两边敷衍罢了。但敷衍和通敌原本分不太清，而且按照纲常伦理，不忠即是叛逆。只要和袁绍有书信来往，那通敌的嫌疑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如果都要一一追究，只怕有半数以上的人说不清。既然追击不了，不如卖个人情，统统不追究好了。而且，人情做到底，连证据都予以销毁，大家放心。这样，那些心中有鬼且有愧的人，就会感恩戴德；而那些原本忠心的人，则更会死心塌地。这岂不比揪出一大堆人来整治，最终削弱自己的力量合算得多？
　　在这里，曹操显然又表现出他政治家的天才。他深知，无论政治斗争，还是军事斗争，最重要的凭据是正义，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。要网罗人才，就要有足够的气度和宽容。人上一百，形形sèsè。世界上哪有清一sè的队伍？峣峣者易折，皎皎者易污；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有些时候，是要装点糊涂的。装糊涂才能宽容人，宽容人才能得人心，得人心才能得天下。曹操懂这个道理，所以曹操是赢家。
　　洞察人性，洞悉人心，已不容易；设身处地，将心比心，也很难得。但更为可圈可点的是，曹操在做这些事情时，比方说，在销毁书信，既往不咎，在检讨自己、推功他人，在重赏将士、让他们喜出望外，在释放俘虏、让他们感激涕零的时候，他做得是那样的坦诚、实在、大气、自然。这就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了。
　　说起来，曹操的生性是很狡诈的。所谓“少机jǐng，有权数”，不过是史家比较委婉客气的说法，说穿了就是狡诈。何况曹操又是带兵打仗的人，兵不厌诈。战场上用诡计，官场上用权谋，不过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家常便饭，没什么希罕，也并不丢人，谁都这么做，只不过敌方叫“狡猾奸诈”，己方叫“足智多谋”、“出奇制胜”罢了。曹操的聪明之处，在于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假话，什么时候该说真话。尊奉天子，维护汉室，不过买政治股，打正统牌，不妨做秀，也难免敷衍。和智士谋臣说话，因为双方都是聪明人，如果耍小聪明使小心眼，就很容易被对方看穿而失去信任，那可真是“聪明反被聪明误”了，反倒不如实话实说。曹操很能把握这个尺寸。惟其如此，他才能和谋士们同心同德，也才有了凝聚力。
　　曹操具有凝聚力，还因为他有亲和力；而他具有亲和力，又与他的性格有关。曹操是个性情中人，平时也很随和。他喜欢开玩笑，常常正经事也用玩笑话说。这种性格，对他的事业很有帮助。搞政治的人，太一本正经其实不好。不是让人觉得城府太深，不可信；便是让人觉得不通人情，不可近。最好是办事严肃认真，平时洒脱随和，原则问题寸步不让，鸡毛蒜皮马马虎虎，既有领袖的威望威严，又有人情味，幽默感。这样的人，最能得人衷心的爱戴和拥护。曹操便正是这样的人。
　　不过，曹操能够凝聚人才，最主要的还是他爱才的真诚。他确实非常希望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能有更多的朋友和帮手。他在《短歌行》一诗中说：青青的，是你的衣领；悠悠的，是我的深情（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）。只因为你的缘故啊，让我思念到如今（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）。麋鹿找到了艾蒿，就会相呼相鸣（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萍）。我要是有了嘉宾，一定要鼓瑟吹笙（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）。明明的是那天上的玉轮，不知何时才中断他的运行（明明如月，何时可掇）。深深的是我心中的忧思，也许永远都没有止境（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绝）！来吧朋友！越过那田间小道，别管它阡陌纵横。有劳你枉驾前来，让我们久别重逢（越陌度阡，枉用相存）。把酒临风，握手谈心，重温那往rì的友情（契阔谈宴，心念旧恩）。这不是很感人吗？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的开头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譬如朝露，去rì苦多。”他的另一首诗《龟虽寿》则说：“神龟虽寿，犹有竟时。腾蛇乘雾，终为土灰。”这就是对宇宙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了。当时，曹操是站在他政治家的立场上思考的。因此他的结论是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；是“山不厌高，水不厌深，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”。也就是说，应该抓紧这不多的时光，在短暂的人生中做出轰轰烈烈的事业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。但这样一种政治抱负，由于有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为背景，有着“让有限生命变成永恒”的意思，就比陈胜的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和刘邦的“大丈夫当如此也”更有格调和品位，也更大气，而且大气之外还有深沉。
　　曹操是很有深沉的，郭嘉就说他是“外易简而内机明”。曹操的深沉，还表现在他识人之准，用心之深。曹操是很有心计的。表面上，他可以和你握手言欢，可以和你嘻嘻哈哈，但他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你，而且入骨三分。袁术那么气焰嚣张，袁绍那么不可一世，曹操都不放在眼里，但对于那个先前卖草鞋、此刻又寄人篱下的刘备，却另眼相看。尽管刘表在他手下时始终韬光养晦，装聋作哑，曹操还是一眼看穿：“今天下英雄，唯使君与操耳！”吓得刘备当场就掉了筷子。
　　这又是一件奇怪的事。怪在哪里呢？怪在如果刘备是英雄，曹操就不该把这话当面说出来。如果刘备不是英雄，那又说它干什么？更奇怪的是，既然曹操已经认识到，和自己争天下的就是刘备，为什么又要把他放走？事实上，放走刘备，可以说是曹操一生中最大的错误。因此我们很想知道，刘备究竟是不是英雄？曹操又到底说了那句话没有？
　　请看下集：青梅煮酒。
　　第二部　孙刘联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