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部 魏武挥鞭 第十集 胜败有凭

决定着当时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官渡之战，在汉献帝建安五年十月以曹操的大获全胜告终。当时袁绍用兵十万，将帅如虎，谋臣如狼，曹操的军事力量则明显地具有差距，部下也多以为不能敌。然而曹操却终于以寡敌众、以弱胜强，这里面的原因究竟何在？
　　汉献帝建安五年（公元200年）十月，曹操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。去年袁术已死，现在袁绍又败，不可一世的袁氏兄弟再也没戏可唱，中国北方开始姓曹。
　　胜利似乎在曹操的预料之中。
　　事实上，曹操早就把袁氏兄弟列进黑名单了。据《三国志?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皇甫谧《逸士传》，袁逢的夫人去世时，袁绍和袁术兄弟俩扶灵归葬汝南，大会宾客，前来吊唁的人竟达三万之多。面对如此之多的宾客，袁绍和袁术虽然不得不做悲痛状，内心深处的得意则不难想见。然而冷眼旁观的曹操却悄悄地对一个名叫王俊的朋友说，天下即将大乱。作为祸乱魁首的，一定就是这两个人。要想平定天下，拯救百姓，必须先灭了这两个。王俊一直认定曹操是“天下之雄”，便回应说，能够扫平天下的，除了足下，还能有谁呢？两个人就“相对而笑”。后来，曹袁相争时，王俊还劝刘表支持曹操，可惜刘表不听。
　　当然，那个时候，曹操也只能是说说而已，毕竟师出无名，何况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实际上，曹操一直为无法战胜袁绍而烦恼。曹操迎奉天子以后，袁绍心里一百八十个不服气，便加紧扩军备战，兼并诸侯，终于拥有了冀、青、并、幽四州之地，人多势众，兵强马壮，“天下畏其强”。曹操呢，则四面都是敌人：北有袁绍，东有吕布，西有张绣，南有袁术，再加上一个不怀好意的孙策。后来官渡之战时，孙策就准备偷袭许县，只是因为被刺客谋杀才未遂。所以，曹操心里很郁闷。
　　看透了曹操心思的是荀彧。据《三国志?荀彧传》，建安二年正月，曹操曾经一度举止失态，行为反常，所有的人都认为是张绣背叛了他的缘故，只有荀彧认为不是。荀彧说，以曹公之聪明，决不会追究往事，一定有别的原因。一问，果然。原来，袁绍给曹操写了一封信，态度极其无礼，语气也及其傲慢。曹操就问荀彧，说我一直就想讨伐那个不仁不义的家伙，可惜力不从心，该怎么办？荀彧说，无妨。纵观古今，成败在人不在势。如果是真正的英雄，那么，即便现在弱一点，也会强大起来（诚有其才，虽弱必强）。相反，如果是冒牌货，那么，就算现在强大，很快也会变弱（荀非其人，虽强易弱）。
　　这当然在理。问题是，具体到曹操和袁绍，会不会有强弱大小相互转化的可能呢？荀彧认为有。荀彧对曹操说，当今之世，能够和明公争夺天下的，也就是袁绍，而袁绍其实外强中干，因为明公有四个方面比袁绍强。第一，袁绍这个人，表面上宽宏大量，实际上嫉贤妒能（貌外宽而内忌），既要使用人才，又不能给予充分的信任（任人而疑其心）；而明公您豁达大度不拘小节（明达不拘），能够给予人才最大的信任，并且把他们放在最适合的位置（唯才所宜），这是气度胜过袁绍。第二，袁绍这个人，反应迟钝，优柔寡断，决策总是慢半拍（迟重少决，失在后机）；而明公您总能够当机立断，而且变化莫测（能断大事，应变无方），这是谋略胜过袁绍。第三，袁绍这个人，治军不严，有令不行，有禁不止（御军宽缓，法令不立），人马虽多，其实没有用（士卒虽众，其实难用）；而明公您执法如山，令行禁止，赏罚分明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（法令既明，赏罚必行），军队虽然不多，但将士们都争先恐后拼力死战（士卒虽寡，皆争战死），这是英武胜过袁绍。第四，袁绍这个人，凭借“四世三公”的家族势力，装腔作势，沽名钓誉（绍凭世资，从容饰智，以收名誉），所以那些自鸣清高的人都投靠了他，可惜他们徒有其表，其实没有真才实学（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）；而明公您以诚待人，不玩虚套（公以至仁待人，推诚心不为虚美），自己的生活很简朴（行已谨俭），奖赏有功之人却毫不吝惜（有功者无所吝惜），所以那些既忠诚又能干的人都来归顺您（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），这是仁德胜过袁绍。荀彧说，有此“四胜”，再加上明公尊奉天子，匡扶正义，师出有名，堂堂正正，岂有不胜之理？类似的话郭嘉也说过。郭嘉的说法就更夸张，一口气说了“十胜”：道胜、义胜、治胜、度胜、谋胜、德胜、仁胜、明胜、文胜、武胜。与之相对应，袁绍则有“十败”。不过《三国志》只记录了荀彧的“四胜”，郭嘉的“十胜十败”十裴松之的注引用西晋傅玄的《傅子》所言。谋士的话不一定靠得住，尤其是荀彧和郭嘉都站在曹操的立场上说话，又要给曹操打气，难免夸大其辞。但如果连袁绍的谋士也有看法，就很能说明问题了。
　　且看袁绍这边怎么讲。
　　袁绍的谋士沮授和田丰倒没有（也不可能）对曹操和袁绍作全面的比较，但是，他们却提到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，那就是发动这场战争是否正义。据《三国志?袁绍传》裴松之注引《献帝传》，沮授和田丰对袁绍说，战争连年不断（师出历年），民众疲惫不堪（百姓疲弊），国库空无一物（仓庾无积），税费有增无减（赋役方殷），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。因此，应该发展生产，安定人民，派使节向天子报告我们的成就。如果去不了，就公开状告曹操阻碍尊王之路，破坏统一大业，然后用运动战、游击战和持久战对付他。不出三年，“事可坐定”。
　　这个策略无疑是正确的。先将曹操置于不义，是为“道理”；以强制弱，以逸待劳，是为“有利”；步步为营，循序渐进，是为“有节”。但是审配和郭图反对。反对的原因，在审配，可能是因为糊涂；在郭图，则多半是拍马屁，我方十倍于敌就包围，五倍于敌就进攻，旗鼓相当就可以打他一仗（十围五攻，敌则能战）。如此看来，以主公之神武，军队之强大，消灭一个小小的曹操，那不是易如反掌（譬若覆手）吗？现在不抓紧，以后就来不及了。这显然是夸夸其谈，空谈误国，毫无实质性内容，因此沮授不能不予以痛斥，话就说得比较重了。
　　沮授说，平定动乱，诛灭残暴，叫做“义兵”（救乱诛暴，谓之义兵）。穷兵黩武，仗势欺人，叫做“骄兵”（恃众凭强，谓之骄兵）。义兵是战无不胜的（兵义无敌），骄兵则是必败无疑的（骄者先灭）。现在，天子在许，“举兵南向，于义则违”。何况曹操法纪严明，士卒精锐，哪里是像公孙瓒那样坐以待毙的？以骄兵战义兵，已是不利；以无名伐有名，更是无理。如果再不讲究策略，一心只想毕其功于一役，那就是失策了。所以沮授说：“今弃万安之术，而兴无名之兵，窃为公惧之！”
　　沮授这话，是说到根本了。我们知道，战争是政治的延续。因此，战争的胜败，并不仅仅在于军事力量的强弱。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也不能只考虑实力（庙胜之策，不在强弱），更应该考虑政治上是否正确，道义上是否在理。像袁绍这样，兴兵不义，师出无名，岂有不败之理？可惜袁绍不懂这个道理，听信郭图等人的强词夺理，结果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就先输给了曹操。在战略上，又急功近利，务虚名而不顾实际，当然会碰个头破血流。可以说，政治上失利，道义上失理，战略上失策，是袁绍失败的首要原因。
　　袁绍指挥上也失误。战争之初，中曹操声东击西之计，不守白马，驰援延津，是一误；曹操还军官渡以后，不知曹操是以退为进，以守为攻，挺进官渡，是二误；相持阶段，派刘备和刘辟在许县周边sāo扰，却不接受许攸的建议劫持天子，是三误；曹操奇袭乌巢时，接受郭图的意见，派轻兵救援乌巢，派重兵攻打官渡，是四误。袁绍指挥这场战争，可以说是一误再误。官渡之战的结局，与其说是因为曹操用兵如神，不如说是因为袁绍愚蠢透顶。俗话说，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。主帅一错再错，战争　就一败涂地。
　　指挥失误的根本原因是袁绍并不具备帅才。荀彧就说袁绍的特点，是“迟重少决，失在后机”，也就是见事迟，反应慢，优柔寡断，总是错过时机。相反，曹操则“能断大事，应变无方”，也就是能够当机立断，随机应变。《三国志?武帝纪》说，建安五年（公元200年）正月，官渡之战即将打响的前夜，曹操忙里偷闲打了刘备一家伙。当时大家都说，和明公争夺天子的不是袁绍吗？怎么去打刘备？曹操说，刘备是真正的人杰。现在不灭了他，后患无穷。大家又说，袁绍正大兵压境，我们去打刘备，袁绍抄我们的后路怎么办？曹操说放心吧！袁绍“虽有大志而见事迟”，他一定不动。果然，一直到曹操打完了刘备，俘虏了关羽和刘备的老婆孩子，重新回到官渡时，袁绍也没动一下。据《三国志?袁绍传》，当时田丰曾经建议袁绍趁机袭击曹操。袁绍却说小儿子正在生病，不肯出兵，气得田丰用手杖敲着他说，千载难逢的机会呀！却说什么儿子生病！
　　指挥失误的另一个原因是用人失当。说起来，袁绍手下是很有些人才的。颜良、文丑有勇，田丰、许攸有谋，沮授、郭图多智，审配、逢纪尽忠，所以孔融曾经断言曹操不是对手。据《三国志?荀彧传》，孔融曾对荀彧说：“田丰、许攸、智计之士也，为之谋；审配、逢纪，尽忠之臣也，任其事；颜良。文丑，勇冠三军，统其兵，殆难克乎！”
　　然而荀彧却认为毋庸忧虑。不可否认，这些人都是人才，但这些人都有毛病：“田丰刚而犯上，计谋就难被采纳；贪而不治，忠诚就没有保证；专而无谋，决策就难以周全；果而自用，做事就难免霸道。荀彧甚至还预料，如果许攸的家人犯法，审配和逢纪这两个尽忠之臣一定会不讲情面，执法如山，许攸也一定会叛变。至于颜良、文丑，则不过匹夫之勇，“可一战而擒也”。结果完全如荀彧之所言，田丰被囚，许攸叛逃，颜良和文丑丢了脑袋。
　　如果只有这些人有毛病，还不要紧。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，人都是有毛病的。所谓“知人善任”，关键就在于知道这些人有哪些优点，有哪些缺点，然后扬其长避其短。可惜袁绍不会。袁绍用人只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自己个人的好恶。好恶的标准也很简单，就是谁拍马屁就喜欢谁，谁提意见就讨厌谁。田丰喜欢提意见，他让田丰进牢房；沮授喜欢提意见，他让沮授坐冷板凳。沮授坐冷板凳的结果，是袁绍决策一错再错。袁绍进军黎阳，派颜良攻白马。沮授提醒说，颜良性情急躁，沉不住气，虽然骁勇，却不可以独当一面。袁绍不听，结果颜良被杀。曹操还军官渡，沮授劝他屯兵延津，分兵官渡。官渡那边初战告捷，延津的大部队再去不迟。如果前方失利，也还有个退路，袁绍又不听，结果被曹操拖进泥潭。曹操奇袭乌巢，沮授再次建议，派蒋奇率一支别动队断其后路，袁绍还是不听，结果一把火烧光了所有的本钱。袁绍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性格和特别的本事，凡是对自己有利的正确意见，他一定本能地抵制。越是对他有好处，他越是不听。这真是一个奇观。
　　主帅没名堂，谋臣有毛病，这已经很糟糕了，更糟糕的是他们还要窝里斗。先是郭图嫉恨沮授，后是逢纪诬陷田丰。郭图、审配和沮授、田丰意见分歧，原本正常。讨论问题，难免见仁见智，哪能完全一致？只要大家都处以公心，实无妨会上争议，会下合作。然而袁绍集团不。会议刚散，郭图就去说沮授的坏话，说沮授“监统内外，威震三军”，如果不控制一下，只怕将来尾大不掉。袁绍马上起了疑心，不但削弱了沮授的军权，而且再也不听他的。沮授提出辞职，也不准。沮授万般无奈，只好跟着袁绍过河。据《三国志?袁绍传》裴松之注引《献帝传》，上船之前，沮授仰天长叹，说悠悠黄河啊，我怕是再也回不来了。
　　果然，袁绍兵败，沮授被俘，落入曹军手中。沮授原本是应该跟着袁绍撤退的，但袁绍只顾自己逃命，哪管部下死活？沮授来不及过河，做了俘虏。军人押解他去见曹操，他一路高呼“授不降也”。见到曹操，则说：“速死为福”。沮授也是曹操的老朋友，曹操就迎上前去说，天翻地覆，沧海桑田，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。沮授说，袁公失误，穷途末路（冀州失策，以取奔北）。沮授的智慧和力量都用完了，活该做你的俘虏。曹操说：“本初无谋，不用君计”，你我合作如何？沮授说，家人的性命都在袁绍手里，就请曹公成全了我吧！曹操没有办法，只好杀了他。曹操说，我要是早得到沮授，天下事就无可忧虑了。
　　袁绍的谋士窝里斗，袁绍自己则闹家务。袁绍有三个儿子：袁谭、袁煕、袁尚。他最喜欢的是袁尚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就是袁尚长得漂亮。我们知道，袁绍自己是一表人才的，《三国志》的说法是“有姿貌威容”。袁绍认为，老帅哥的接班人就应该是小帅哥，因此想立袁尚为储。但这话说不出口，就借着要考察他们的能力，让三个儿子和一个外甥各领一州：袁谭为青州刺史，袁煕为幽州刺史，高干为并州刺史，袁尚和自己一起守在根据地冀州。据《三国志?袁绍传》裴松之注引《九州chūn秋》，沮授当时就表示反对。沮授说，一只兔子跑到十字路口，大家都来追。如果有一个人抓住了，大家就都不追了（一兔走衢，万人逐之；一人获之，贪者悉止）。你这样做，是存心制造矛盾，“必为祸始”。袁绍不听。果然，袁绍一死，袁尚兄弟就祸起萧墙，谋士们也分为两派。审配、逢纪拥护袁绍，辛平、郭图拥护袁谭，最后在争权夺利中同归于尽。
　　所以，袁绍之“失”，还要加上一条，即组织上失和。政治失利，道义失理，战略失策，指挥失误，用人失当，组织失和。有此“六失”，袁绍不败，那才是天理不容。
　　难怪曹操充满信心了。《三国志?武帝纪》说，袁绍发兵的消息传到许县以后，曹操身边的人都很紧张，认为肯定打不过袁绍（诸将以为不敌）。因为袁绍精兵悍将十万人，曹操的兵力却不过万余（当然裴松之认为这个数字不准确）。然而曹操却很坦然。曹操说，我太了解袁绍的为人了。他这个人，野心大，智慧少（志大而智小）；态度凶，胆子小（sè厉而但薄）；嫉妒刻薄，人缘不好（忌克而少威）。他那个集团，“兵多而分画不明，将骄而政令不一”。因此，袁绍虽然地盘大，粮食多（土地虽广，粮食虽丰），不过是给我当后勤部长罢了（适足以为吾奉也）。
　　曹操到底是袁绍的老朋友，他真是把袁绍看透了。袁绍这个人，确实是志大才疏、sè厉内荏、外强中干，政治上短见，军事上弱智，组织上低能。当然，说他一点风度、才华、能耐都没有，也不符合事实。事实上，袁绍是有本事的，也是有魅力的。作为“四世三公”之后，他没有躺在父辈开创的基业上吃老本，也没有糟蹋父辈的好名声。相反，他凭着自己的能力，获得了比父辈更大的成就，更高的声誉。这是必须予以肯定的。但是，他却最为关键的时刻表现出愚蠢、固执和狂妄，终于自己把自己送上了绝路。
　　袁绍的愚蠢、固执和狂妄是三位一体的。他因狂妄而固执，因固执而愚蠢，又因愚蠢而狂妄。他蠢就蠢在没有自知之明。因为没有自知之明，他狂妄，总认为自己天下无敌，因此愚蠢。因为愚蠢，他总认为自己决策英明，因此固执。因为固执，他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，因此失败。可以说，袁绍的失败，乃是做人的失败；而他做人的失败，又是性格使然。
　　袁绍的性格特征是内心分裂。荀彧就说他“貌外宽而内忌，任人而疑其心”。《三国志》则说他“外宽雅，有局度，优喜不外形于sè，而内多忌害”。也就是说，袁绍这个人，看起来温文尔雅，宽宏大量，风度翩翩，其实心理yīn暗。他见不得别人比自己风光，容不下别人比自己聪明，受不了别人比自己正确。他打曹操，就因为曹操比自己风光；他贬沮授，就因为沮授比自己聪明；他杀田丰，则因为田丰比自己正确。据《三国志?袁绍传》裴松之注引《先贤行状》，袁绍兵败官渡以后，将士们捶着胸脯痛哭流涕，说如果田丰在这里，我们不会落得这个下场。袁绍自己也觉得没面子，就向逢纪问田丰的态度。逢纪说，田丰在狱中幸灾乐祸，拍手大笑，说自己料事如神。结果，袁绍回到邺城，第一件是就是杀了田丰。
　　其实，即便没有逢纪的馋言，田丰也必死无疑。据《三国志?袁绍传》，当朋友向田丰祝贺，说“君必见重”时，田丰的回答却是“若军有利，吾必全；今军败，吾其死矣”。田丰实在是太清楚袁绍的为人了。如果打了胜仗，心里高兴，还有可能释放田丰出狱，一方面显示他的宽宏大量，另方面也可借这个“反面教员”来证明自己的伟大英明。打败了仗，恼羞成怒，便一定会迁怒于别人，拿别人的人头来给自己出气，杀正确的人来掩盖自己的错误。这样的人真不是东西。
　　甚至就连袁绍的老婆，也不是东西。据《三国志?袁绍传》裴松之注引《典论》，袁绍尸骨未寒尚未殡葬（僵尸未殡），他老婆刘氏就把袁绍的宠妾五人全部杀死，说都是这些狐狸精害死了他老公。杀了不算，还要毁容，说是以免九泉之下继续勾引袁绍。袁尚助纣为虐，帮他妈把这些女人的家属也杀了。这就和曹操截然相反。曹操是打了败仗检讨自己，打了胜仗感谢别人的。他夫人卞氏也很厚到。《三国志?后妃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说，她常常趁曹操外出的时候把离异了的丁夫人接回家来住，自己执侍妾礼，平时也经常送衣送食，问寒问暖。比较一下曹操和袁绍以及他们的夫人，谁该胜谁该负，不就一目了然了吗？
　　的确，兴亡谁人定，胜败岂无凭。现在看来，曹操的胜利，袁绍的失败，应该说是胜败有凭。事实上，曹袁二人的高下之别，很早就已经显示出来了。据《三国志?武帝纪》，还是在刚刚起兵讨董卓的时候，袁绍就问过曹操如果讨伐董贼不能成功，你看哪方面能做我们的依靠和凭据（方面何所可据）？曹操反问，足下的意思呢？袁绍问答说，南据黄河，北占燕代（泛指河北北部和山西山东一带），兼领戎狄（指乌桓），南向以争天下，或许可以成功吧？曹操听了肚子里好笑，心想如果人是没有用的，躲到哪里也没有用，便淡淡地说，照我看，任用普天下的智能之士，用正道和正义来统帅他们，就左右逢源没有做不了的事（吾任天下之智力，以道御之，无所不可）！
　　在这里，曹操利用汉语词汇的多义性，表达了他与袁绍不同的政治见解。袁绍问“方面何所可据”，这个“方面”，可以理解为地理位置，也可以理解为政治条件；据，则即可理解为据点，也可理解为凭据。如此，则曹操的话就可以理解为：只要依靠正义和人才，什么地方都是根据地。曹操的见识，已明显地高出于袁绍之上。这也是曹操后来与袁绍逐鹿中原时的态度：你打军事地理牌，我打政治人才牌，咱哥俩就玩他一把好了！
　　曹操很早就意识到，正义的旗帜和精锐的队伍是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。荀彧就说，袁绍“布衣之雄耳，能聚人而不能用”。相反，曹操则是既能聚人，又能用人的。那么，曹操为什么能够聚人，他的用人之道又是怎样的呢？
　　请看下集：海纳百川。